对话杨先让 我亲眼看见民间艺术如潮水般消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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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自五四以来,中国的美术教育从欧洲引进了西方造型体系,并对文人画体系有所创新和探索,但民间美术领域的研究却一直是空白。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历次政治运动,特别是十年文革中破四旧,加上老艺人相继离去,让视觉艺术的民间美术在中国几乎濒临灭绝。 1987年

  自“五四”以来,中国的美术教育从欧洲引进了西方造型体系,并对文人画体系有所创新和探索,但民间美术领域的研究却一直是空白。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历次政治运动,特别是十年“文革”中破“四旧”,加上老艺人相继离去,让视觉艺术的民间美术在中国几乎濒临灭绝。

  1987年夏至1989年底,杨先让组织了一支民间美术考察队,对陕西、西安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沿黄河一百多个县、镇、乡进行长达三年的考察,以民间美术、传统民俗、古代历史文化三方面为主,收集了大量民间艺术品,拍摄有价值的民间艺术活动,为日后民间美术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。

  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节令民俗的,比如面花艺术,在陕北,只有清明和旧历七月十五,以及定亲时男方送女方礼品时,妇女们才会做;而在陕南,小孩满月,“百岁”以及婚丧时才做。在信息和资讯相对闭塞的年代,为了捕捉时机,杨先让一行人只能靠向人打听,获知民间艺术活动的消息。往往几经辗转,抵达后却发现,要么民间艺人早已离世,创作的东西被烧毁,要么时过境迁。

  除错过时令的难题之外,还有金钱利益驱使之下的无奈。上世纪80年代,全国范围内以民间美术品发家致富的商贩比比皆是。在山西运城,一些商贩串村走户将民间优秀的刺绣品购入后高价售出;在贵州,有人专门购入大量传统苗绣,然后到北京各大饭店出售给外国客人。一些文化馆更是牢牢控制住本地的民间艺术品和民间艺术家,没有他们的允许,外人无法介入,虽然保护了艺术品,却阻断了交流。这使得杨先让的民间艺术考察时间成本倍增,困难重重。

  始于1987年夏的考察,让杨先让感到民间艺术的消亡犹如潮水,一波接一波,而他却似在海边独自追浪的人,除了感叹和惋惜,无能为力。他亲眼见到一些地区为了扶贫,迎合旅游商品市场的需求,对传统的民间美术品进行改头换面的“加工”,经过改造的艺术品失去了它们最为纯粹、淳朴的神采;一些地区将能剪纸、会做传统布制品、会画画的农妇组织起来,让她们大批生产,然后定向出售给游客或相关机构,或者邀请她们到大城市的饭店中为外宾表演,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动作;最让他痛心的,莫过于一些所谓的文化工作者,将民间美术冠以“迷信”“落后”“糟粕”的帽子,视而不见,甚至横加指责。

  最初,就在杨先让为民间美术奔忙时,很多人并不理解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正值社会走向开放,美术市场开始兴旺,很多同辈画家都将当“大画家”作为毕生理想,专心作画。杨先让却因成立科系、带队走黄河,一头扎进民间美术中,无暇自顾。好友黄永玉替他着急:“都在别人地里,自己的地荒了。”杨先让却不急,着了魔一般一趟趟跑农村。他时常穿着旧夹克,晒得皮肤黝黑,风尘仆仆,乍看完全不像个教授,结果被学校的老工人误解,以为他“生活有什么困难”。有朋友来北京看他,他还在农村考察,朋友不解:这都什么年头了,人家都去月球了,他还去农村。

  1993年,整整三大本的《黄河十四走》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。黄永玉说直把自己给“震傻了”:“《黄河十四走》这一走,就好像当年梁思成、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,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,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……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,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。”黄永玉说:“《黄河十四走》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、一个方法。是一个铁打的、无限远大的可能性。”

  杨先让:我们是农耕社会,这些未被发掘的艺术家是在很贫穷、甚至自生自灭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。发现了,就抢救了一批民间艺术;如果不发现呢?这个人和他创造的艺术就不存在了。从这个角度讲,很多艺术家都没有“存在”过。所以我们才要抢救,要快,发现一个算一个。但有时候,发现一个就害了一个。他的子女借机把他无限抬高,他就迷茫了,不再创作了。所以实际情况非常复杂,不是由我们决定的。我们“走黄河”,就是要了解民间这块土地,了解产生民间的根源到底何在,了解它的哲学。这对我的创作,对我自身意义都很重大。

  新京报:我们的历史或艺术史书写,多重视官/仕的部分,忽略了民间的本源文化。哪些原因导致了学界和艺术界对民间艺术的长期忽视?

  杨先让:已经成型的宫廷艺术历史很悠久,从文化研究的层面看面向丰富,所以一点东西就能让学者研究一辈子,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。而民间艺术是根,是源,它派生出宫廷艺术、文人艺术。人们可能会觉得,反正是根,意味着它永远都在,就一笔带过了,我们常说“人上人很重要,人下人就不怎么重要了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
  新京报:创建民间美术系,目标之一是“学习研究民间美术规律,兼收并蓄,产生新的美术品种”。民间美术是有“理”可循的吗?它的规律是可以学习的吗?

  杨先让:一位剪纸高手看了美术学院师生的作品后说:“你们是讲理的艺术,俺们是不讲理的艺术。”传统民间美术的造型是“不讲理的”,就是不受透视学、解剖学和色彩学限制的自由创造。只要创作者认为是美的,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,只要合乎阴阳关系、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,任何自然界的物象都可以进行改造。所以民间美术是自由的,它囊括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,会意、直喻、隐喻、象征的艺术处理手法俯拾即是。至于这种规律能不能学习和复制,很难说,要看一个人的资质和创造才能了。

  新京报:你在《梦底波涛》中写:“民间艺术的消失是世界性的。”其他国家为抢救和留存民间艺术做过哪些值得借鉴的努力?

  杨先让:民间艺术的消失是世界性的,留存民间艺术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。我们做民间艺术的时候,一位法国朋友跟我说:你们千万别走我们的路,我们在建设资本主义的时候,回头看,民间的那部分都没了,你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关头,千万要注意。西方的“民间”找不到了,印第安文化、玛雅文化都没了,除了被迫消失,还有自然消失,我们现在就是自然消失,没办法,像潮水一样的。所以我才着急,急着要建民间美术系,我的年岁也不允许,所以更急。

  新京报:有人认为想要保留和发扬一门传统技艺最有效的方法是市场化、商业化。但这会损伤其原有的韵味和独特性。在民间艺术的留存问题上,是否有可能兼顾市场化和艺术本身的独特性?

  杨先让:没办法。“抢救”这个词已经不对了,怎么抢救?社会形态变了,生长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,抢救是没有用的。我的意思是,过去我们有这些东西(民间艺术),过去没有被重视,现在赶紧拿出来,快点让大家研究一下,重视起来,把它变成一门学问。能把它的印记留在博物馆、艺术馆就很好了,哪能让它发展呢?它没办法发展了。就像我们把青铜器拿出来,让大家看看,但还能发展青铜器吗?不能了。一样的道理。过去更是如此,人死了,艺就亡了,没办法。

  新京报:民间美术除了技法之外,贴近生活、根植于土地、天分和灵性尤为重要。目前我们国家在吸收民间美术和创造新的艺术品种方面,面临着哪些问题?

  杨先让:西方艺术吸收了很多民间的成分,毕加索吸收了非洲的元素,马蒂斯吸收了东方的元素。这是人家,再出现一个“你”,太难了。我们创办民间美术系,只是提供了条件,至于能不能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,只能走着瞧。天才只有一个,如果有很多,那就不叫天才。有时候并不是你用功,就能变成了不起的人。好在这是一个折腾的时代,也允许你折腾。就看在这种土壤底下,能不能长出一棵苗。我绝对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涵量,没必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,但是一定要吸收,眼界一定要开放,不能只认自己。要抛去成见,为别人家的好东西叫好。艺术是美学的,“美”的问题是特别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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